乐府诗集共一百卷。分12类（郊庙歌辞，燕射歌辞，鼓吹歌辞，横吹歌辞，相和歌辞，清商曲辞，舞曲歌辞，琴曲歌辞，杂曲歌辞，近氏曲辞，杂歌谣辞，新乐府辞）著录，是收罗汉迄五代乐府最为完备的一部诗集。《乐府诗集》现存汉乐府民歌40余篇，多为东汉时期作品，反映当时的社会现实与人民生活，用犀利的言辞表现爱恨情感，较为倾向现实主义风格。

乐府诗历来根据所用音乐不同来分类。郭茂倩《乐府诗集》将乐府分为十二类，但主要是以下四类：

①郊庙歌辞，主要是贵族文人为祭祀而作的乐歌。

②鼓吹曲辞，又称短箫铙歌，是汉初从北方民族传入的北狄乐，当时主要用作军乐。

③相和歌辞，音乐多为各地俗乐，歌辞也多“街陌谣讴”。所谓“相和”，是一种演唱方式，含有“丝竹更相和”与“人声相和”两种。

④杂曲歌辞，乐调多已失传，不知所起，因无可归类，就自成一类。

汉乐府民歌主要保存在“相和”、“鼓吹”、“杂曲”三类中，相和歌辞中尤多。

汉乐府的主要思想内容及艺术特色。

乐府诗的创作背景：都是政治和战争影响下的产物，当时汉代从武帝开始，就频繁地发动战争，大量地征调行役戍卒，造成人民的大批死亡，也使很多家庭遭到毁坏。如《战城南》的笔触不仅涉及到战场上凄惨荒凉，还延伸到广阔的社会空间，写出战争造成的社会秩序的破坏、农业生产的荒废。再如《十五从军征》，以“十五从军征”与“八十始得归”写出了兵役制度的黑暗，两个数字之间巨大的距离令人心惊，它带来的不仅是个人的悲剧，也造成家庭“松柏冢累累”的惨象。可以说，正因为受到各个影响的不同阶层作者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， 乐府方能收集到如此众多的反映社会成员之间的贫富悬殊、苦乐不均的诗作！

至于其艺术特色：其中最大、最基本的艺术特色就是它的叙事性。这一特色是由它的“缘事而发”的内容所决定的。在《诗经》中我们虽然已可看到某些具有叙事成分的作品，如《国风》中的《氓》、《谷风》等。但还是通过作品主人公的倾诉来表达的，仍是抒情形式，还缺乏完整的人物和情节，缺乏对一个中心事件的集中描绘，而在汉乐府民歌中则已出现了由第三者叙述故事的作品，出现了有一定性格的人物形象和比较完整的情节，如《陌上桑》、《东门行》，特别是著名的《孔雀东南飞》。诗的故事性、戏剧性，比之《诗经》中那些作品都大大地加强了。因此，在我国文学史上，汉乐府民歌标志着叙事诗的一个新的更趋成熟的发展阶段。

另外，乐府诗也因其形式的自由和多样性著称，翻看全本有三言、四言、五言、六言以及杂言种种，其中最常用的是新兴的杂言和五言诗。汉乐府民歌没有固定的章法、句法，长短随意，整散不拘，由于两汉时代紧接先秦，其中虽有少数作品还沿用着《诗经》古老的四言体，如《公无渡河》、《善哉行》等，但绝大多数都是以新的体裁出现的。从那时来说，它们都可以称为新体诗。这新体主要有两种：一是杂言体。杂言，《诗经》中虽已经有了，如《式微》等篇，但为数既少，变化也不大，到汉乐府民歌才有了很大的发展，一篇之中，句式、字数不一，有整有散，由一二字到八九字乃至十字的句式都有，灵活多变，如《孤儿行》“不如早去下从地下黄泉”便是十字成句的。而《铙歌十八曲》全部都是杂言，竟自成一格了。另一是五言体，形式十分整齐。这是汉乐府民歌的新创。在此以前，还没有完整的五言诗，而汉乐府却创造了像《孔雀东南飞》《陌上桑》《上邪》《十五从军行》等完美的长篇五言。从现存《薤露》、《蒿里》两篇来看，汉乐府民歌中当有完整的七言体，可我们已看不到了。丰富多样的形式，毫无疑问，是有助于复杂的思想内容的表达的。

此外还有浪漫主义的色彩。汉乐府民歌多数是现实主义的精确描绘，但也有一些作品具有不同程度的浪漫主义色彩，运用了浪漫主义的表现手法。如何超越个体生命的有限性，是古人苦苦思索的重要课题，两汉乐府诗在这个领域较之前代文学作品有更深的开掘，把创作主体乐生恶死的愿望表现得特别充分。

当然，两汉乐府诗在表现人世间的苦与乐、两性关系的爱与恨时，受《诗经》影响较深，有国风、小雅的余韵；而在抒发乐生恶死愿望时，主要是继承楚文化的传统，是受《庄》、《骚》的遗响。

乐府诗的特点:形式朴实自然，内容丰富多彩，语言通俗深刻，是我国文学宝库中的明珠。乐府诗创作背景:1、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建立和发展，各民族文化也蓬勃发展，形成了统一前提下风格多样的中华文化；

2、封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；

3、中外文化交流频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