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是清代著名作家蒲松龄《聊斋志异》中的故事。和柳宗元一样，他把古代汉语的精炼发挥到了极致。古代汉语之所以简洁，有一个原因，就是句法比较简明。句子大多是简单句，句子之间的逻辑因果和时间空间的承接都是省略了的。把复杂的过程、其间的因果、前后的联系，放在叙述的空白里，是文言小说作家常用的手法。

这篇文章，文风之所以如此干净利落，还有一个原因：全文几乎都是叙述，没有描写，没有抒情。除了最后一句是感叹以外，作家的感情没有直接流露。这种白描手法，可以说是炉火纯青。但要真正把白描手法讲得让学生有感觉，就得用还原的方法，把那些在作者那里省略的东西补充出来。这就是说，要懂得文章的好处，就得不仅仅满足于欣赏文章已经写出来的，还要把它没有写出来的想象出来。对一个教师来说，光是讲解课文上已经有的东西是不够的，还要养成一种敏感，就是善于把文章中没有写的东西想象出来。

一屠晚归，担中肉尽，止有剩骨。途中两狼，缀行甚远。

这个屠户的面目、衣着、年龄就没有写，客观的情况，除了一个“晚”字，全部省略了。能否省略的原则是对后面文章的进展有无作用。有则多写，无则省略。没有肉只有骨，就对后文描写屠夫穷于应付的作用极大。如果肉很多，狼吃饱了，撑得慌，情节可能会有另外一种发展。“途中两狼”，表明不是一只，如果是一只就没有后面的惊险故事了。这里作家的省略很多，两只狼，是公的，还是母的，是灰的，还是白的，是老的还是小的，都与后面的情节无关，所以全都省略了。“缀行甚远”，省略的更多。跟着他、摆脱不了，是一个很长的过程。直到追得他没有办法，才把骨头丢给狼们。从这种过程的省略，不仅可以看出作家的笔法简洁，更重要的是可以看出作家的匠心。大凡前面提到的，后面必有发展。

蒲松龄叙述的功力，并不仅仅在叙述比较简单的事情上，而且在叙述复杂的事情时，他也能使之具有某种不亚于描写的效果。对于比较复杂的事情，叙述本来是比较困难的。亏得蒲松龄以简驭繁：

一狼得骨止，一狼仍从。复投之，后狼止而前狼又至。骨已尽矣，而两狼之并驱如故。

这里，值得注意的是量词的灵活运用。

由于两只狼在前面没有以形状和颜色来区别，这给后来分别叙述二者带来了难度。蒲氏起初用了两个“一”(“一狼得骨止，一狼仍从”)，代表两只不同的狼。紧接着，情势变化了，再用两个“一”就缺乏变化了。他改用位置来区别(后狼，前狼)。等到骨头霹乞完了，两只狼仍继续跟踪着屠户，但它们是并排，还是一前一后，或者是一会儿并排，一会儿一前一后，就不值得交代了，作者就干脆含混地用“两狼”(并驱如故)，不再强调二者的区别了。接着，作者又有区别了：“一狼径去，其一犬坐于前。”还是用一个“一”字，就轻而易举地把两只狼，恰如其分地分别开来。读者只要从中获取必要的信息，凭上下文想象出二者的不同，就足够了。至于其他的区别，本来可以写出很多，但是，作者略而不计。这就是精炼的“精”的要义。不要小看这样的文字。这里有作家的匠心——尽可能把与情节发展无关的细节省略掉。把动作和情景减少，以免干扰读者对情节因果链的注意，这是本义之所以精炼异常的原因之一。

本文的好处不仅仅是精炼，还在于把有限的细节有机地组织起来。

随着故事的进展，叙述出现了细节和比喻，有了一点描写。如“狼不敢前，眈眈相向”，“其一犬坐于前。久之，目似瞑，意暇甚”。这是因为，这种状态是一个悬念，结局时将有一个解释，这对情节有相当的重要性：屠夫杀了两只狼后才悟出来，原来狼做出心不在焉的样子，是为了麻痹他（乃悟前狼假寐，盖以诱敌”），结局使前因获得了解释，读者对情节的意义也有了新的体悟。这种情节因果的有机构成，正是小说的特点。

这篇文章，表面上看，其好处是写得很干净，没有可有可无的话。但光是这样还不能解释为什么有些地方又有一些描写的笔墨。仔细分析以后才发现，凡是花了一点笔墨的地方，在后来都是有新的意义的。这就使这篇篇幅很小的文章，在文字结构上，具有了一定的有机性。前文不仪仅是为了前文，而且对后文有用，后文也不仅仅为了届文，而且对前文有用，这叫做用笔有前后照应之效。

文章最后有一点议论，从小说的角度来说，是可以省略的。现代小说家往往回避把主题都讲出来，因为把倾向性隐藏在情节发展的过程中，更有利于调动读者的心理参与。现代小说更倾向于为不同读者的多元理解留下充足的空间。但蒲氏是我国古代文言小说家。他的《聊斋志异》几乎在短篇故事后面都要发一通议论，有时用“异史氏”的名义(其实也就是他自己)，有时则作为文章的一个部分。可以把这看成是一种体式。不仪《聊斋志异》如此，早在司马迁的《史记》中，文章后面就有“太史公曰”。这是一种传统的格式，蒲氏不过是稍稍作了一些调整而已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