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两都赋》是唐代诗人白居易所作，描述了唐朝两个重要的都城——长安和洛阳的景色、历史和文化。诗中描绘了长安城的宏伟和繁华，以及洛阳城的文化底蕴和灿烂历史。通过对两个城市的比较，表达了唐朝的繁荣和强盛。《两都赋》不仅是一篇地理文化描述，更是反映了唐代社会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和思想状况，是一篇具有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的杰出文学作品。

前篇叙述长安地势险要、物产富饶、宫廷华丽等情况，暗示建都长安之优越处。后篇颂扬东汉建都洛阳后之种种政治措施，意指洛阳当时之盛，已远过于西汉首都长安。

《两都赋》的作者是东汉著名辞赋家、文学家班固。

班固与司马相如、扬雄、张衡四人，被称为汉赋四大家，成就斐然。

司马相如的代表作是《上林赋》、《子虚赋》；扬雄的代表作是《河东赋》、《羽猎赋》；张衡代表作是《西京赋》、《东京赋》，张衡还是天文学家，更被大家耳熟能详的是他制作的地动仪。

班固出身书香世家，父亲和祖父都是儒学大家，文化积淀深厚。班固编撰的重量级史书《汉书》，与司马迁的《史记》、范晔的《后汉书》、陈寿的《三国志》，并称为二十四史的"前四史"。

《两都赋》是《西都赋》和《东都赋》的合称，《西都赋》以赋中人物西都宾的口吻，盛赞定都西都长安的好处，《东都赋》与之相反，以赋中主要人物东都主人的口吻，盛赞定都东都洛阳的好处，并驳斥西都宾的观点。

班固曾提到他创作《两都赋》的初衷，正是为了驳斥一些“西都宾”式的顽固守旧以长安为首都的一类人，并阐明定都东都洛阳的利处。

《西都赋》称长安城地理位置险要，易守难攻，有函谷之守，终南山为据，有泾渭河川之险，乃大汉龙兴之都，兼之长安城经营日久，城池广阔，道路纵横，规模完备，人烟阜盛，经济发达繁荣，物产丰富，交通四通八达。

而且，长安宫室富丽堂皇，“周庐千列，徼道绮错，辇路经营，修除飞阁”，是天子古仪四方之属，不宜迁都。

《东都赋》则以王莽篡位为例，驳斥长安城并不美好，当时“原野厌人之肉，川谷流人之血”，而刘秀平定诸雄，定都洛阳，凭借的也并非长安城的险要地势而成功，“治近古之所务，蹈一圣之险易云尔哉？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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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且，长安城所谓的富贵繁华，从另一个角度来说，正是穷奢极欲的表现，并不是定都长安的有力说词。真正能使王朝长治久安的是”礼法“和”王制“，”案《六经》而校德，眇古昔而论功，仁圣之事既该，而帝王之道备矣。”

班固出任校书郎之后，常常受到汉明帝的召见，得到汉明帝的赞赏，深得汉明帝的重视。班固对汉明帝的知遇之恩非常感激，愿意为他死心塌地效命。

当时东汉朝野广泛争议的一个大事件，班固也在密切关注。那么，是什么样的大事件，能够得到东汉人这么强的反应呢？

两都之争，准确地说，就是洛阳和长安，哪个更合适做东汉王朝的国都。

大家都知道，汉朝分为西汉和东汉两个时期，其中一个原因，就是西汉的都城是靠西的长安，东汉的都城则是靠东的洛阳。

汉光武帝刘秀自称是西汉皇室后裔，国号也同样是“汉”，那为什么国都不选在长安，而要迁到东边的洛阳呢？

应该说，汉光武帝之所以选择定都洛阳，主要出于三个方面的考虑：

首先，长安作为西汉的国都，在西汉末年，已经遭到新朝、玄汉政权、建世政权等多方争夺，早已变成一片废墟，焦土遍野，人烟稀少。

其次，洛阳自夏商两朝以来，就是中原地区的重要城市，东周时更成了国都。

最后，汉光武帝的发迹地是南阳，洛阳离南阳比较近，便于巩固统治。

于是，汉光武帝选择定都洛阳，并一直全力经营新都。到了汉明帝时期，朝廷财力有所恢复，开始着手疏浚护城河，修缮城墙，扩大皇宫的规模。可是，原本居住在关中的西汉遗老们，仍然怀恋着旧都长安的热闹繁华，固执地认为东汉建都洛阳是错误的，希望朝廷能迁都回长安。

迁都可不是小事情，汉明帝也绝不可能推翻汉光武帝的决定，但怎么来为洛阳“辩护”，他把目光投向了班固。

班固也认为，洛阳作为东汉都城更加适合，他很担心这些关于迁都的议论会扰乱人心，决心写一篇强有力的文章，为东汉定都洛阳的合理性辩护。班固把自己关在书房里，认真研究了西汉文学家司马相如的《子虚赋》、扬雄的《蜀都赋》等作品，学习它们的结构方式，连饭都顾不上吃，觉也睡不好，苦思冥想几个月后，终于写出了一篇雄文——《两都赋》。